匪盗猖獗与嫌赌盛行：社会乱象的描摹

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，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，毁炮台，劫库款，焚房屋，”开始了长达3年的殖民统治。加之之前在广东爆发的“洪兵”起义，使广州城满目疮痍，商贸经济日趋衰落。《中外新闻七日录》创立之际，广州尚未走出战乱和贸易衰退的阴影，城市治安恶化，烟赌嫖现象十分严重，抢劫凶杀案件也时有所闻。该报对广州社会动态十分关注，以大量篇幅报道社会乱象，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广州社会的阴暗面。盗匪问题在近代广州表现非常严重，1865年至1867年间，《中外新闻七日录》多次报道了广州及其近郊发生的盗匪事件。如同治四年(1865年)八月，广州小东门一家“晋安押”被抢劫，”又如一家 “南盛”洋货店在1866年10月16日遭到抢劫，”习此类抢劫案件经常出现在本地新闻中，仅第97期所刊《羊城贼劫琐闻》中，就报道了最近的三起劫案。更有甚者，一些匪徒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。如《白日抢银被拿》、《匪徒抢银近闻》等新闻，对一些行人在闹市遭抢劫作了较为深入的报道。对此，有作者在一则抢劫新闻中评论云：“匪徒白日在街上抢银，可谓目无王法矣，地方官若不将此匪类严拿究办，将来接踵效尤，其弊有不可胜言者。”匪徒夺命劫财，为社会一大公害，此类报道，除了引起受众的阅读兴趣外，其社会警示作用亦不可小觑。赌为盗之源。清代广州号称赌城，其赌博的种类、参与的人数、赌场的数量与规模都在全国首屈一指。’第二次鸦片战争后，广东地方政府财政日益困顿，地方官员为假公济私，竟然允许商人承饷开赌，使贻害无穷的赌博活动披上“合法”的外衣。对此问题，《中外新闻七日录》时有披露。如同治四年(1865年)二月，广东督抚曾下令严禁赌博，然而，本年七月十九日，“有赵三裕者，以白鸽票禀请承饷，复开票厂，每月愿交银一万两，以助军需。”同年11月，广州承包闱姓票的六家赌商，业已期满，为进一步获取暴利，“复求军需局各官给示，许其照旧章下岁科试两年依式捐缴充承。”官府视赌博为生财之道，1866年，广东巡抚还刻意增加闱姓票饷额，“无论收票店多少，每收一科大小之闱姓票，实要承行人上饷银二十四万两。”由于地方官放纵赌博，各种地方势力乘机借赌生财。一些恶吏劣绅、无赖军人公然收取陋规，中饱私囊。对于此类丑恶现象，《中外新闻七日录》曾多次在新闻子以披露并加以批判。如第73期的《羊城近闻》就报道了某军官到番摊收取“节规”并动刀杀人一事：“因勒索太多，摊馆之人不与老将，即开刀示威”。并评论道：“摊馆为命案之媒，乃何以禁之而复开之，以致绵绵不绝。若此，皆因各官贪食摊规者滋其蔓也。安得清白吏澄其源而使其流不浊哉。” 在官方的大力推动下，广州赌博之风迅速蔓延，各类赌博活动屡见不鲜。因赌博倾家荡产者亦时有所闻。第151期就报道了一则赌败自杀的新闻：“西门外长庚里，梁某有子，年将及壮，终日以赌博为事，父母责之不从，亲朋谏之不听。乃于本月十三日，将身穿之衣服尽付质库，取银输完。是日回家，父母交嘀万端，白见无颜，乃自寻短见，竟买信石食之，欲辞人世。”而在另一则新闻中，一位周某的赌徒为筹措赌资将妻子嫁妆典当，输光后竟将妻子出卖。其妻“万无可望，故以三尺素罗自尽”。对于赌博的危害，该报曾多次在新闻中加以警示，认为“赌博之事，小则废时失事，大则败产倾家”。而在富户之间流行的“斗鹑之风”，“每斗一场，输赢或十百千金”，论者认为“此等颓风断不可长”，此类评论，可以看出该报反对赌博的立场是相当鲜明的。同治年间，广州色情业颇为发达，谷埠、沙面、西关一带，妓馆林立，呈现一派繁荣景象。《中外新闻七日录》报道西关官埠前的妓楼云：“大楼高叠三层，夜间粉黛星罗，纨绮云集，灯火辉煌，弦歌呕哑，大开闹热之场，实设迷人之阵。一年之中，不知倾尽几人家产，丧尽几人品志矣。”娼寮为销金之窟，更易滋生事端，如《谷埠妓船新闻》就报道一罗姓少年在妓院被害一事，“有妓妇名唤亚爱，晌罗某身上有银并时辰标(表)一个，以计窃取之。乃与其出船头讲话，乘机乃推其落河……””而妓院争斗之事，也见诸报端。如一些差役喜到戏院闹事，耀武扬威，与娼寮主各逞其能。对此，该报评述到： “普天之下，非恶人不能为差役，亦非恶人不能为寮主，而寮主之恶，恃性暴；差役之恶，假官威。其人不同，其恶则一也……故为地方官者，倘能禁娼寮之开设，惩差役之滋扰，则羊城之中少缺无限争斗矣。”表达了禁娼平息争斗的愿望。